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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董时进的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节能

时间:2020-10-19   浏览:0次

近日读董时进的《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2012年5月), 深有感慨。看来,“董时进”这个名字不应该再被时光湮灭了。从较早董保静、胡荣伦的《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载《红岩春秋》,2004年第六期)到前几年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介绍这位“中国 三农 问题第一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在《21世纪》更直接地论说董时进作为“先知者的悲哀”,还有谢泳的《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从被尘封的历史中重新发现了董时进,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朋友应该再也不会对这位大半个世纪前有远见卓识和道德良知与勇气的杰出中国农业专家感到陌生了。说起来很惭愧,我直到去年才在熊景明老师的介绍下真正读到董时进关于土改运动的那部著作(1951年在香港发行),里面所说的话在今天听起来绝非仅使人震惊于这位农业专家的先知,更是如熊培云所说的,“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誉,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 这句写在《两户人家》封底的推荐语其实更适合于董时进论土改的著作。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许多先驱者和参与者由于在价值目标上与那些农民政治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有着重大区别,他们往往是以普及科学知识、防灾救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为重点,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是在如何认识和估计政治腐败和激进意识形态下的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方面,多有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经验上的欠缺,而董时进则在农业思想、乡村建设与政治乃至农业与政党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位“先知”不是书斋中的冥想者,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董时进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目前所见文章对此经历的表述不尽相同,此处据2012年2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页“经管回眸 历史的记忆”,确否待考)。回国后董时进先后从事农学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农业行政工作,另外也在乡村从事农村建设和从事推动民主宪政的社会工作。19 8年他在成都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一方面积极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农村政治时评,以作为农民的喉舌为己任。后者侧重在揭露、抨击国民党乡村政权的腐败,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感慨不已,如《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等。

从中国农村问题出发,董时进积极参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活动,但是却一再受挫。1945年10月,董时进因不同意民盟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政纲之一而宣布退出民盟。到了1947年5月,董时进宣布成立中国农民党。该党在政治上强调相对于其他党派和政府的独立性,对时局的发展持中立和观察的态度和主张,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1948年中共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文告,中国农民党表示“当无不乐闻此项消息”,但仍坚持“对目前时局绝对保持中立态度”,一方面强调“对中共持观察态度,注意其发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动求好感,并避免恶感”;另一方面“对政府持应付态度,党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以党的立场参加政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 编 政治,中国农民党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种特立独行的政党立场显然不会见容于无情的历史,但是当时的董时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意识。1949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而遭到失败,李维汉在6月约见董时进时批评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批评农民党是地主党,劝告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董时进的农民政党梦彻底破灭。[NextPage]

回想该党在成立宣言中的思想及表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到有一种“透骨的哀伤”:“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三公 消费减少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本党真诚地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同上)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到1950年初,董时进的希望破灭,知道给毛泽东的上书不可能被接纳。他对中国农民的前景深感绝望,他甚至悲哀地预言分给农民的土地很快就会收回,最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但是,他最后还是相信“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在1950年到了香港后,董时进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等问题,写过三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区域中旅行的笔录,他自称“我所到过的地方包括这种旅行虽不过是走马观花,而且也不能做什么调查性质的活动,然而因此所见到的景象和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却不少。凡所见所闻,如其是可靠而有时值得注意的,我便将它笔录下来”。此调查笔记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所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问题的观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应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回到这本《两户人家》。董时进定居美国后,以记忆中的中国农村生活和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这本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以作者父辈两兄弟的家庭兴衰为内容,以白描式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作者的祖母、寡妇章氏如何在时代风雨、家庭矛盾的环境中发奋图存,既是董家的真实家史,更是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者最大的长处是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传统和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等等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即便只是以白描的笔法娓娓道来,也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从董时进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农村问题 ,很自然就使人想起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三联书店,1989年),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与《两户人家》不同的是,《金翼》侧重于对家族关系的社会学著述,但同样是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舞台,同样融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效果越好。(贾晓宏)和家族历史(在这方面,《两户人家》当然比《金翼》更为直接和深入)。从四川到福建,从比较单纯的农村生产活动到新的商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从一个家族中两兄弟的家庭兴衰到两个家族的兴旺与衰落的比较,这两部小说体的著作似乎是同一中国农村研究项目的不同篇章。

(:李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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